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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毛入学率量变以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还意味着哪些方面的质变?

发布时间: 2020-12-31 09:39:10      来源:网络      作者:gy

  小知识,大有用!在这里为大家分享的是除了毛入学率量变以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还意味着哪些方面的质变?在学习生活中有人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下面就是小编为大家的解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除了毛入学率量变以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还意味着哪些方面的质变?


  今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2019年国家教育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为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从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这个指标来看,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那么,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了吗?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变化?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澄清学术界和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思考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和未来面临的战略选择。

  在讨论之前,作者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及其引入中国的过程。

  一方面,在众多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中,由原柏克莱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丁·特罗教授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1973年提出的,并于1999年由厦门大学原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翻译成中文。此后,这一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另一方面,根据学术界常用的分类框架,与高等教育内生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等教育外生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高校扩招政策并不完全来自教育领域内部,而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为了刺激内需、刺激经济发展而提出的。

  政府把实现大众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来引导大众化的发展进程,这是后发外生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特征。然而,高等教育在早期发展中的内生国家的普及是一个自然增长的过程,就像它的现代化过程一样。

  这时,大众化理论传入中国,也为我国高校扩招奠定了理论基础。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一拍即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Trow理论情结”并不难。

  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马丁·特罗教授在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著名专家厦门大学吴大光教授交谈时,就明确提到了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


除了毛入学率量变以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还意味着哪些方面的质变?


  首先,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能否超过50%作为区分大众化和大众化的核心指标?

  Trow明确表示:“这个分类标准没有数学支持,也没有统计学意义,只是一种想象和推断。数字不一定有实际意义,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分标准。数字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

  而且Trow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对美国等早发内生国家情况的预测,直接照搬所谓的歧视标准可能会误导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

  其次,除了毛入学率量变以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还意味着哪些方面的质变?

  Trow认为,大众化阶段与大众化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基于量变的质变,从高等教育理念、功能、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学生学习经历、学校规模与类型、领导与决策、质量标准、录取与选拔、学校行政领导与内部管理等9个方面进一步区分。

  从高等教育观来看,大众化阶段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具有一定资格的人的权利,而大众化阶段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人的社会义务。

  从课程维度来看,大众化阶段采用柔性模块化课程,而大众化阶段会打破课程之间、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课程结构呈现泛化特征;

  从学生学习体验来看,普及阶段学生延迟入学和辍学现象增多;

  从学校类型和规模来看,处于普及阶段的学校类型很多,没有共同的标准,学生人数不限,学校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消失;

  从录取选择来看,普及阶段的录取主要是基于个人意愿;

  从学校行政领导和内部管理的角度来看,大众化阶段的特点是管理专业化、民主参与和校外人员参与。

  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更重要的评价标准是,上述不同维度应体现出明显的质的变化。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在上述“质变”之前,我们还有一段漫长而艰巨的路要走。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理性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挑战性?

  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中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逐渐显现,高等教育发展中深层次的数量与质量矛盾日益突出,值得高度重视。

  比如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城乡、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异巨大,部分弱势群体可能会遇到“多重劣势叠加”;

  再比如,经济社会“二元化”与高等教育“统一化”的矛盾一直存在。由于各种历史、现实、资源禀赋和政策原因,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城乡二元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统一的特征,即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城市为导向,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没有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寻求突破。

  总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最本质的意义不在于是否进入了“大众化”或“大众化”阶段,而在于在高等教育的“两种需求”和“两种供给”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教育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

  所谓“两种需求”,主要是指高校对学生的直接需求和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间接需求;“两种供给”主要是指学生的直接供给和高校毕业生的间接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毛入学率标准的争议相比,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质的变化”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和紧迫的命题,因为前者意义上的“普及标准”本身并没有被赋予太多的实质性意义,但可能会导致学术界或社会的许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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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说,对于除了毛入学率量变以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还意味着哪些方面的质变?小编在这里已经为大家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同时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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